不久前，中国社会科学院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社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召开“黎澍逝世10周年暨《黎澍自选集》出版座谈会”，黎澍同志生前友好和北京史学界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。
与会者指出，黎澍治学和论学的精萃，集中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。黎澍论学的神髓，就是解放思想。当年他在舆论界引起轰动的思想解放的言论，绝非出自一时的政治激情，而是出自理智的深思熟虑，因为他深知，“愤怒出诗人，不出科学”，“不论这种义愤多么合理，总不能代替冷静的分析”。1978年，他直接向党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进言，对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理论提出批评。政治上的大无畏精神同理论上的远见卓识在他身上达到高度的统一。
学贵创新，“即使冒犯上帝，也要无所畏惧”。这是黎澍治学和论学的基本信念。对于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”和“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”这两个观点，他公开提出不同意见，引起强烈反响。面对众多的批评，他衷心地表示欢迎。他指出，“盲从外国的时代应当结束了”，探索真理的途径，“就是允许自由讨论”。他预言，“在真正的科学讨论中，将出现理论勇士”。实际上，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身先士卒的“理论勇士”。
关于学术的发展，黎澍强调，“真理面前必须人人平等。学术问题上绝对不允许搞‘集中制’。有了争论，只能平等讨论，不能服从多数，不能服从个人，不能服从权威，不能服从定论”。他引证了恩格斯的名言：“科学性是不能法定的”。至于学术讨论中的是与非的问题，黎澍确信，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
